看电影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情节：一个人拿枪指着另一个人，后者说，把真相告诉我，让我死个明白。可见死得明白确实是人的一种重要需求，但这种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被遮蔽。我们往往浑浑噩噩地活着，迷迷糊糊地被卷入历史洪流之中。所谓浑浑噩噩是说人们很难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，而是通过从众逃避这一思维上的责任，获得廉价的安全感，毕竟思考不是个轻松的事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为什么要考大学？因为大家都考大学；为什么要结婚，因为大家到了年龄都结婚……所谓迷迷糊糊是说我们对于历史的走势毫不清楚，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任由脆弱的命运被历史的浪头掀翻。子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，然而大部分人无从判断一个城邦是否将陷入“危”和“乱”，也就无从躲避。
       我想，学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，他们把这种死得明白的渴望放大到了一生当中，他们不是在临死的时候才急忙追问，而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寻求真相。正如苏格拉底所言，不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。学者就是这么一群人，非得活得明白不可。这时，我总想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，如果用在学术人身上，应该这么说：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。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。这样，在他临终的时候，它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一项有意义的事业——这就是对这个世界进行解释。正所谓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。
       大一时，最困扰我的是这些问题：既然我国历史上领先了几千年，那么为什么近代突然落后了？如果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，那什么是资本主义呢？为什么我们没发展出资本主义呢？资本主义是个好东西吗？社会主义又是什么？ 21世纪真的是中国的世纪么？这些问题“折磨”着我。我本来的专业是经济学，我当时满怀期待经济学能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。但上完“微观经济学”课程后我大失所望，总觉得经济学这一套理论跟现实相差太远，后来知道这就是科斯所言的“黑板上的经济学”。幸运的是，我当时在一个叫竺可桢学院文科实验班的地方，它的理念是前两年通识教育，大类培养，大三以后可以根据兴趣选择人文社科的任一专业。这使得我接触到了“社会学概论”这门课程。这门课程给我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，我那时才知道有韦伯、马克思、涂尔干这些大思想家，他们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，而且发展出了极具解释性的理论。如今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门课的上课地点在东一a403教室。晚上我常常来这里自习，因为这里放佛散发出了一种社会学的味道和魅力。
       我渐渐发现，要明白这些问题需要的知识太多太多，需要知道整个西方历史的演变，知道雅典的社会结构，知道罗马的共和制度，知道什么是西欧封建制，领主庄园如何运转，知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怎么回事，还要了解西方的哲学、法律的发展史，以及中国历史……如此海量的知识让我陷入了焦虑当中，我急切地想知道答案，但书总是看不完。这使得大约有两年时间，我都因焦虑而处于失眠状态。
      幸运的是，随着书越读越多，我的焦虑在一天天减轻。我感觉逐渐窥探到了历史的秘密，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路径有了一个解释。在我看来，社会学三大家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他们的解释框架很有说服力，按照库恩的说法，他们创造了一个解释历史的有效范式。我其实非常怕别人问我是研究什么的，因为在学术碎片化的今天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知识并不具有合法性。你可以说你是研究某一种学问分支的，如经济社会学、政治社会学、家庭社会学之类，可以说是研究某个具体问题的，如农民工问题、同性恋问题、社会分层问题，也可以说是研究某个具体的人的，如研究马克思，但我关心的这些内容难以纳入到上述任何一个部分，勉强可以叫社会理论或发展社会学之类。
      而且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，这种历史解释是不够精确的。我们可以说A现象对B现象的产生有重要的作用，但究竟有多重要，难以量化，因为不可能像理工科一样进行控制变量的试验。同时它既没有访谈也没有问卷，更鲜有量化分析，看着更像是一种猜想。现在学界更加喜欢“精确地错”而不是“模糊地对”。而且在政府看来它显然没有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来得有意义。